令我魂牵梦萦的母校（1956届于苹）

我在青少年时期进过3所学校，在校16年：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4年。谈起对这3所学校的印象却各不相同。小学6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对学校印象较为淡薄，但还能记得几位老师名字和他们的形象；大学时，我虽已成年，但对那时的政治气候和某些“左”派人物极为反感。因而印象低劣，只有朝夕相处的本班同学中活跃分子及外系的文艺爱好者印象极为深刻。对于那些走马灯般的任课教师中的许多人没留下记忆。至于那所大学，我要感谢的只是她给了我以知识，印象最差的是搞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和政治运动的场所，如五七年的反“右”，五八年的“大跃进”，五九年的反“右倾”。五十年代后5年那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悲哀的年月。

只有五十年代的前5年的中学时代才令我难忘。在那时，我们学校师生关系融洽，同学问不存在政治方面的戒备，大家亲密无间，整个校园内充满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景象，怎能不令人魂牵梦萦!

我在近10年来，特别是参加母校40年校庆后，更加怀念母校，怀念那熟悉的校舍、礼堂(曾为饭厅)、宽大的运动场，但更怀念那些已逝去和健在的老师和同学，我也常在梦中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岁月中去。

1950年春我考入了辽西省四平中学，当时只有15岁。本应在1952年初中毕业，因那一年和我校50名初三同学一起参加反细菌战工作，耽搁一年，五二年底完成工作任务返回母校，五三年补完了初三的课程，才考入四平高中(现在的四平一中)。五六年毕业，当时有七个毕业班，约200多人考取了全国各高等院校。

在中学的6年里，母校给了我们良好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使我们实现了考取大学的心愿，并在六○年走上了工作岗位。我们永远忘不了母校，是她给我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四八年建校到五十年代中期，历任校领导都是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很高的老干部、老大学生(如王子纲、向明等校长)，学校的老中青教师都有高等学历和较高的政治素质，很多老教师都是资历很深的教师。

母校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五十年代初，新中国诞生不久，极需在青年中树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校的党、团组织都注重这方面的工作。校领导经常在全校大会上为师生作国内外形势报告，请志愿军战斗英雄、赴朝慰问团成员、先进人物来校作报告，组织全校同学分赴市内各居民点向群众宣传抗美援朝形势，教唱革命歌曲，帮助群众大搞卫生防疫工作。通过做群众工作使学生进一步得到锻炼，增强了群众工作的才干。我校同学的觉悟在逐步提高。在美帝侵朝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时，同学们义愤填膺，纷纷报名参加志愿军，被批准入伍的同学到朝鲜前线后，有的立了战功，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五二年春，当美帝发动细菌战时，我校有50名初三年级的同学(我有幸被批准)开赴中朝边疆参加防疫工作(到五二年底胜利完成任务后回到母校继续学习)。五○年末，为防止美机轰炸，全校师生利用课余时间在操场四周挖防空洞，王子纲校长(抗战时期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教)带头参加劳动。

母校十分重视学生的文艺、体育活动，在市内，我校文体活动的成绩优异：五十年代初，随着我校学生人数的增长和形势的需要，成立了几十人的文艺队。它在抗美援朝时期充分发挥了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我也被选入队)。文艺队利用课余和寒署假时间编演了很多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在市内公演。我校同学在参加全市性大型庆祝集会上大唱革命歌曲，会场上我校的歌声最整齐、最雄壮有力。在全市历次的体育运动大会上，我校的田经、体操、特别是大型团体操(由韩为国等老师编导、指挥)最出色，是拿奖旗的项目。我们的男女篮、排球队在市内也是名列前茅的。每逢大的节日游行集会，我校的大幅宣传画在游行队伍中是很引入注目的……这些不仅有学生的功劳，也凝聚着体育美术老师们的辛勤劳动和汗水。如魏震宇、韩为田、于永俊、方井龙、林杰、伍明纯等老师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校的学生会干部张维松、毛臣、罗土勤、吴贵民、宫兴义等同学都为文艺、体育和学生会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母校是个样样工作都叫得响的学校!

在全校师生中体现出老校长们带来的延安精神，50年来，母校培养出数以万计的毕业生，他们先后成为祖国各个时期建设的骨干力量!我为有这样的母校而自豪。

一代更比一代强，四平一中在继承、发扬母校的光荣传统方面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光辉历程，在21世纪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