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平一中建校已五十周年。
回想起来,我就是五十年前从这里走上革命道路的。
一九四八年三月,经过四次激烈的战争,四平解放了。当时东北、全国还在继续进行着解放战争,但作为辽北解放区的一部分。四平已经开始恢复生产建设,四平中学也就在这个时候建立了。
当时四平中学按辽北解放区的统一顺序,定名为辽北十中,重新招生时,我经过考试进入了学校,记得没有多久改名为四平中学,后来又和四平女中合并成为四平市有史以来的第一所男女合校的中学。
当时解放战争的战斗还很激烈,作为解放区的民主中学,当时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支援解放战争。因此,当时很少上文化课,主要是上政治课。记得开学的时候,全市中学就在四平戏院“上大课”,请有关领导讲中国近代革命史,特别是讲了抗日战争时蒋介石不抵抗,张学良发动“双十二政变”,要求抗日,后来被蒋介石扣留。“九一八”不抵抗使得东北人民沦为亡国
奴,这在当时广大中学生的思想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后来又学习了《人类发展简史》、《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同学们还自己组织读书小组,学习了《新民主政治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一类进步书籍,也在学生中广泛流传。学校还不定期地请市领导讲“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事迹。后来又每周在班级里过民主生活会,在本班级内的学生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老解放区革命学校的做法采用过来。当时经常组成宣传队,跳起大秧歌,到街头、到民间去宣传中心任务和
当前形势。通过前述的上大课,学习政治等活动,学生的思想进步很快。当时由于战争的需要,经常要到学校去动员学生参军参战。学生参加得非常踊跃。我记得一九四八年春夏之交还动员一批学生参加佳木斯的兴山医学院,大批学生报了名。1948年秋,被誉为辽北人
民子弟兵的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又动员了一批学生参加部队。总之,根据革命工作的需要,经常有同学从不同途径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8年6月,根据学校组织上的安排,我先参加四平市第二区政府的街道民主建政工作,后来也参加了第四野战军,四十四军一三一师(即原东北人民解放军七纵队,二十师),到师政治部任宣传员。当时部队经过辽沈、平津战役后就驻在天津附近的军粮城。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号召下,1944年4月部队开始南下,一路上冒着南方特有的酷热,对敌人边追边打,终于在1949年10月打到了广州,四十四军成了广州卫戍部队,一三一师作为广州卫戍部队的一部分驻在佛山市。
1949年12月我被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佛山分会文教接管组工作。这段时间,我作为军代表参加接管学校和负责青年团的工作。当时正处在全国解放的前夕,南方的学生欢庆解放,思想要求进步。虽然形势和条件不一样,但是,我在四平中学那一段学习生活,仍有不少用处。我们接管了学校后主要团结教师、学生,给他们上政治课,教他们跳大秧歌,发动学生到街头进行政治宣传,同时发现培养政治思想好的学生,逐步开展建立青年团的工作。当时学校主要任务是上文化课、培养经济建设的人才。这一点和1948年四平中学不同。但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学生参军参战,在佛山市我具体负责这一工作,很快就把全市中学生动员起来,大批学生走向了部队和地方工作岗位。
我自己从一个在东北参军的中学生,到广东发动大批中学生走上革命道路,真是有非常多的感触。解放初期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参加经济建设和土改,我作了几年军代表接管学校和青年团工作。1952年11月我调到佛山市一间纺织厂做党支部书记、副厂长。该厂原是私营厂,后来老板撤走了资金,工厂处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去了之后,在上级的领导下,团结工人,不到两年就把工厂搞活了。
1954年8月我调到佛山市委工业部任副部长,同时又是市委委员;1959年1月我被调到佛山地区行政公署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恢复工作后曾任佛山地区机械工业局局长,经济委员会主任;1974年1月调任广东省江门市委书记、市长;1979年8月又调回佛山地区,任行署副专员和地委副书记。从1949年底到佛山,1981年8月调离佛山,整整在珠江三角洲这片沃土工作了三十二年,为珠江三角洲的工业建设、经济发展、城市繁荣、人民生活改善,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八十年代初全国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1981年8月我被调到全国经济特区之一深圳市工作,任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岁月如流,51岁我被调到深圳,1990年已60岁,我离开了党政领导岗位,任深圳市第一届政协主席,后又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我已68岁,进入离休年龄。但是在有生之年、我仍会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继续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